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朱敏是个男人
我的天空 发表于 2007-05-27 02:33:47
朱敏:从插队知青到硅谷英雄
朱敏,曾在农村插队8年,是中国第一批知青大学生;36岁到美国斯坦福大学留学,虽历经艰辛,但仍不渝创业之志,于1996年创办WebEx公司。公司于2000年8月在美国纳斯达克上市后,被投资者誉为“股市明日Yahoo”。
从替人看公寓开始
朱敏的成功没有神秘色彩,所有的一切都是如此艰辛与曲折。朱敏说:“人生成功的最大乐趣在于享受奋斗的过程。”朱敏妻子说:“他最大的特点就是有一股不达目的绝不罢休的钻劲,永远以奋斗为乐趣。”
朱敏是浙江宁波人。1966年,他读高二时,“文革”爆发,他到宁波郊区插队,一干就是8年多。1976年,朱敏被调到宁波市内做了一年的建筑工人。1977年,刚恢复高考,他就考入浙江大学机械制造系,毕业后被分配到一家冰箱厂,随后又考上了浙江大学研究生。1984年,以浙江大学管理系第一名的成绩获得公派留学斯坦福大学的机会。留学期间,朱敏一个月只有360美元的补助,而学校一个月的住宿费就要355美元,根本不可能住进去,而且几个月后太太、孩子还会过来,朱敏一下子面临巨大的经济压力。“所以我就在外面找了一个管理公寓的活,房东有16套公寓,他提供我一套免费居住的公寓,而我则负责给他管理另外15套。”
无论如何都要试试
朱敏在美国17年,经历了求学、工作、创业三部曲。来斯坦福的那年夏天,他在学校教室走廊看到一则IBM急聘高级电脑工程师的消息,苦于以前没学过电脑,只能眼睁睁地任机会从指间溜走。3个月后,当他看到IBM的招聘条还是原封不动地挂着时,迫于经济压力,朱敏决定无论如何都要去试一试。
朱敏就去敲教授的门,问这个项目他有没有可能做。教授说:“这个项目就是等你来做的。你怎么不早点来?”听后,他是又高兴又吃惊,后来才知道是功课帮了忙。因为人家要读两年的博士课程他一年就学完了,平均成绩在A以上,一半是A+。见了面,那位教授也没问他会不会电脑,就很爽快地说:“好,下星期你来做IBM研究组长。”就这样,他开始了IBM电脑的课题研究。
没有电脑基础,朱敏面对的难题和压力可想而知。他只好拼命学,经常遇到不明白的地方,但不敢问人,幸好他儿子在大学里读电脑专业,身边才有了一位老师。他边学边干,终于把IBM的研究课题解决了。
一年后,朱敏就到别的公司做顾问,他对做顾问一行同样陌生。当时有一个大公司要找一个专家,他们知道朱敏是IBM的,又是斯坦福出来的,料想是专家,就请他去。他依然拼命学,努力干。虽然以前没做过,但是机会来了,就努力抓住。他很辛苦,这16年来都没能休过假。
1991年,尽管他的薪水已经不低了,但他还是决定辞职办公司。因为他内心渴望自由,而且这种感觉非常强烈。
网络企业家之路
朱敏创业,没有什么经济实力,全凭一腔热忱与过人的勇气胆识,实实在在是白手起家。1991年,他和朋友创立了第一家属于自己的公司--Future Labs,开始进行网络技术研发。当时,大陆留学生在美创业的很少,朱敏却敢为人先,踏入硅谷风险创业。公司创立初期,大家都没有薪水拿,压力很大。经过3年艰苦奋斗,大公司Quarterdeck以1200万美元买走了他们的Future Labs。作为创始人之一的他分到了300万美元。
公司卖掉后,朱敏并没有一劳永逸,他毅然投入巨资再次创业,1996年与朋友在硅谷共同创立了WebEx。4年后,WebEx在纳斯达克上市,市值超过16亿美元。目前,WebEx的职员由原来的几十人发展为现在的400多人,客户达1800多家。公司创业以来,一直拥有一支稳定又兼具实力的科研队伍。朱敏说:“其实方法很简单,就是利益分享。我们创办WebEx的前18个月,几个创办人是一分钱不拿的,当我们拿到第一轮投资700万美元时,就拿出30%给职员分享。当时公司第一批研发人员是我亲自到大陆招的,招了30多个技术人员,他们当时干得很苦。要留住这些职员,公司领导者不仅要把握好公司发展方向,而且还要有很大的激情与热情,让员工感觉到跟着干一定会成功。”
人生当慢慢成功
朱敏认为成功应该是个漫长的、循序渐进的过程,在此过程中,经历不同的事物、感受不同的生活层面,是成功人生不可或缺的一种体验。他说:“人生还是慢慢成功才好,就像杨致远,他非常成功,可他在没有成熟以前就成功了,这会使他没有机会去学习一些基础的东西,比如公司经理层他们就没有机会去尝试。他的起点固然很高,但生活中他们必须面对更大的挑战,这样做人真的好苦。”
朱敏说:“我觉得成功是没有什么捷径的。像我以前考托福出国,两万多个单词是一个个地背下来的。在中国念书拿100分,在斯坦福读书拿A和A+,因为几千道习题我也是一一做过来的,从不偷懒。我不相信有免费的午餐,成功要靠人一点点努力得来。”朱敏认为留学生应该打开思路,创造未来。他说:“以前大陆来的留学生第一个目标就是攻读博士,因为拿到博士就可以找份好工作。其实博士并不是一个目标,而一般留学生都把它作为一个大目标。拿一个斯坦福博士,听起来很美妙,可是又怎样呢?我的目标在来美国之后不久就转变了,所以,直到现在我的博士也没有拿到。虽然我一年能读人家读两年的课程,但最后还是放弃了。”
作为成功上市公司的创建者和首席科技官,朱敏仍然沉浸在狂热的工作中。他说:“我觉得人生就像一场竞技赛,最大的挑战就是来自精神智力的挑战,没有挑战,生活将黯然失色。”
这部小说是美国作家杰克·伦敦的代表作《热爱生命》,一本关于生死抉择的文学作品。讲述一个美国淘金者在返回途中被朋友抛弃的故事,他在与寒冷、饥饿、伤病抗争奄奄一息时不幸被饿狼尾随,但最终战胜了饿狼,获救时已失去人形。
“对技术和市场嗅觉灵敏,为人聪明且坚忍、执著。”朋友们如此评价朱敏。当然,也有人更注意他在商场上的“实际”和“精明”。
从41岁时开始,朱敏与全球最大的软件企业微软公司有过三次较量。这些较量凸现了这位杰克·伦敦爱好者的性格秘密。3月17日,朱敏在杭州接受了本报记者的专访。
与微软三次较量
《21世纪》:我们知道,您在网讯公司推出的产品,跟微软公司的一些产品一度形成非常激烈的竞争,为此,2002年比尔·盖茨还曾专程与您和您的合伙人商谈。
朱敏:我们跟微软可以说一共打了三次,过程长达十余年。第一次是跟微软推出的Netmeeting打,这一次我们输了,不得已把公司卖掉了(后来又买了回来);第二次是我们把公司买回来之后,重新开发了技术和商业模式,1999年开始还是跟Netmeeting打,这一次我们赢了,直到把Netmeeting打消失了;第三次是2002年微软收购了Placeware之后,我们仍在竞争,到今天为止,网讯的市场占有率是64%,Placeware的市场占有率在14%左右。
《21世纪》:微软1996年推出Netmeeting时,你为何选择把你创办的公司Future Labs卖掉?
朱敏:因为微软有其他业务强大的收入来源,因此,它的新项目Netmeeting是免费推广,收费的Future Labs于是大受冲击。但更重要的是,Future Labs的商业理念与微软相似,做销售而不做服务。这种直接对冲,微软就把我给“杀”了。
《21世纪》:1999年开始的第二场战役你们胜利了,有什么杀手锏吗?
朱敏:这一场战役打了三年,我们几乎抢走了Netmeeting最好的客户,比如微软的邻居波音公司,最后微软自己也开始使用网讯的软件和服务。2002年,微软停掉了Netmeeting业务。
我认为最重要的杀手锏还是使用不同的商业理念,收费的网讯实际上包含了后期运营的工作,定位于服务商。
比如,我知道微软和波音关系很好,于是,我们去和波音谈,Netmeeting是免费的,但你运营它要多少后期投入?他们说,一年费用大概是200万美金。于是我就说,我卖给你100万美金,所有服务都我们搞。
刚开始时,波音同意公司外部用网讯,公司内部用Netmeeting。结果,波音发现网讯的效果不错,因为全球供应商组装速度增快,其整体飞机设计几乎快了一年;而且,波音内部的员工也不干了,他们说,同一公司为什么要用两种工具呢,徒增麻烦。
第一步把微软最好的客户打掉,第二步就是把微软老家打掉,很快微软也开始用网讯做培训工具,再后来,微软的大客户通用汽车等都开始陆续用网讯的产品了。比尔·盖茨和我说,“MIN,我打不过你”。
《21世纪》:既然如此,微软为什么不直接把你们公司买过来?
朱敏:微软确实有来商洽,但因为种种原因,他们没有买。一个原因是微软所有的核心研发团队都在美国西雅图,而我们的研发团队在中国,微软内部很多人反对;第二个原因与《反垄断法》有关,因为我们市场份额当时已超过50%,收购我们微软可能会被诟病。于是,微软转而收购了PlaceWare。
《21世纪》:有了PlaceWare,相当于微软补足了两个短腿——做服务的理念和当时20%多的市场份额,而且,PlaceWare的价格好像才是你们的四分之一,最后为什么你们的市场份额还是一路领先?
朱敏:一般来说,一个公司如果要成功只能做一件事,就像你造房子后,卖房子和租房子是两个不同的生意,不能说因为我能够卖房子,我就能做旅馆的生意。而当你在一方做的越强,另一方就容易越弱,因为组织结构都已定型。所以,微软的服务业就做不起来。
这也是思科需要有在线注册领域销售经验的团队的原因。当时如果placeware也是免费的,那么他们可能做大,但placeware要收钱,事情就难了。
不是天赋,是努力
《21世纪》:你的个人经历颇具传奇色彩,是怎么样一种力量让你从一个农民走到今天?
朱敏:我以前做过近10年农民,30岁才开始学英语,当时儿子都已经好几岁了。我觉得这不是天赋,而是努力。为什么那个时候还要改变人生呢?因为梦想。如果当时我没去的话,那么我可能就是一个民营企业家了。那时候,鲁冠球已经有点名气了,我应该和他是属于同一时代的。
浙大国际创新研究院
《21世纪》:我们知道,你在2005年辞去了网讯公司总裁的职务,专心回国发展,而这一次思科的收购又让你有机会套现巨额的财富,能否谈谈你的下一步计划。
朱敏:我接下来主要做两件事情,第一是做风险投资,现在我们有一个很好的平台,就是赛伯乐公司,已经投了一些项目,很可能明年就会有我们投的公司上市;第二是捐助,今年5月我会捐助1000万美元给浙江大学。
《21世纪》:1000万美元可不是小数目,想用它做什么?
朱敏:我认为,目前国内还没有一个真正把技术转化为生产力的专门的研究结构。
我捐助给浙大的1000万美金,将用来搭建一个“浙大国际创新研究院”,模式参考斯坦福大学,主要是做产业化,不是做实验室,就是把国际高科技的东西应用起来。
比如水泥这个行业,现在,斯坦福大学正在做水泥怎么创新,而我们现在的民营企业家不知道这个东西,那么我就把这个东西拿过来。至于中国的企业怎么消化,我们中间可能还要做百分之十的工作,再把它研发研发,把其高科技化。当然,资金也是平行的。我们会资金、企业和VC资源一起调动。
中国互联网4个有待解决的问题
《21世纪》:既然今后你的主要方向是风险投资,那么你怎么看待目前中国互联网的现状?
朱敏:我认为中国的互联网目前有四个问题还没有很好解决:第一,诚信,用户不像相信实物那样相信网站;第二,支付,现金怎么上去;第三,促销;第四,服务,我买了一个东西,但是不知道怎么装上去,那么我就帮你装上去。这四个问题是一个互联网公司能否做大的关键。我现在所投项目,也主要与上述理念相关。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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